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律师李莹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在当时都深受感染。家庭暴力,也由此进入中国法律研究者的视野。
家庭暴力从此前被视作为家庭纠纷或家庭内部矛盾,开始被当作一个专业术语进行研究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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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 1992 年我国开始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到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中正式提出禁止家庭暴力,再到 2016 年 3 月 1 日起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的酝酿与等待。
中国首部反家暴法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图源网络李莹一直记得小时候在湘西老家,小城里的妇女不仅要承担码头运货这样繁重的劳力,还经常被男人打骂,甚至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没有。那些女性的深重苦难也为她后来坚持了 20 年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埋下了种子。
在相当长的年月里,男人打老婆、夫妻打架、大人打孩子的行为,多少都被觉得稀松平常、" 不是什么大事 ",包括执法机关。
曾从业 30 年的老民警万飞,在投身反家暴公益之前,也没有特意关心过这个问题。" 我们的记忆都还停留在小时候,农村里经常有打架的,一般都是男的打女的。"
变化在发生,尤其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后。万飞在 2015 年成立湖北监利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 " 蓝天下 "),并开展 " 万家无暴 " 公益项目,探索出了 " 妇联 + 公安 + 社会组织 " 的反家暴联动模式。
据他观察,从 2016 年开始,当地与家暴相关的警情直线上升,并且是成倍增长," 因为公众的求助意识增强了 ",直至 2020 年疫情期间到达顶点,随后下落。而此前据蓝天下的案例统计,首次被家暴就有求助行为的比例仅 2%。
尤其是因家暴致死的命案不再出现," 以前每年都有家暴打死人的案子 ",这也是联动模式治理效果的体现。" 可能施暴者的行为方式有改变,或者受暴者做出了分开的选择。"
李莹甚至经手过遭受了 40 年家暴的案例,受害者已是年近古稀的老妪。" 并不是没有家暴,而是家暴不被看见、不被关注,甚至不被介入和处理。"
她现在也能够感到,公共舆论对家暴的关注与认识在提高,意识到家暴必须要被介入和有效制止," 以前还会说受害人是不是有什么过错,但现在基本都会谴责施暴人 "。
首部反家暴题材电影《我经过风暴》于 8 月 17 日上映。图源豆瓣
家庭暴力的概念也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更新与拓展。
陈碧总结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几个亮点: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更加完整,除了身体侵害,还包括精神暴力;同居关系也被视作家庭成员,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等等。
北京海润天睿(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雨辰,正好在 2016 年反家暴法实施那年开始执业。但 " 家暴 " 的字眼,真正出现在 28 岁的他面前,是在两年前开始做网络直播后," 每天直播的时候都能看到 "。
胡雨辰在直播中为粉丝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其中婚姻类问题就占了很大比例 ",而 " 家庭暴力 " 和 " 出轨 ",则是婚姻类问题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他观察到自己的直播间 80% 的粉丝都是女性,年龄基本在 20-50 岁。
比他年长几岁的同事王文曲,在代理过的婚姻家事类案件中,约三分之一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暴力问题。长期工作在北上杭的他也发现:" 现在法律比较透明,大家对身体伤害也比较注意,像城市里一些人群不会轻易动手,但往往会演变成变相的家庭暴力。"
通过经济控制进行的隐形家暴,同样值得警惕。王文曲曾接手过一位全职主妇的离婚案,女方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在家中抚养孩子,而男方以拒绝向家里提供任何资金的方式来逼迫女方离开。
" 而且男方会提前转移资产来防备,对方律师就说我们没有任何资产可以分配。" 最终,王文曲只能够帮这位全职主妇争取到每月 1500 的抚养费,他也为此感到受挫。
他还记得当时女方在法庭上的表情,虽然后来与对方不再联系,但王文曲觉得,经过此事," 她应该会有一定的成长或者改变吧 "。
2016 年 2 月,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前夕,李莹碰到了一个案子:受害者一直被家暴,孕期也没有停止,前后逃离了 4 次都被丈夫找回,并且施暴更加严重,直到第 5 次出逃找到李莹和源众寻求帮助。李莹和团队费劲周折帮助她拿到了离婚调解书,并在反家暴法实施后申请下了第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没想到刚过几天,受害者为了照顾孩子又回到了丈夫身边。团队里一位年轻女生当场大哭,觉得所有的努力又回到了原点。
在几位采访对象所接触过的家暴案件或心理咨询中,都存在着受害者最终没有离开施暴者的现象。虽然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远离暴力环境、结束这段亲密关系是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
在互联网上有关家暴的讨论中,也常常有这种质疑的声音:这么长时间被家暴,为什么不离开(离婚)?而对于受害者再度回去的选择,指责的声音也会更加刺耳。
家庭暴力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控制关系。采访对象都向我们表示,对孩子的担忧、经济压力、施暴者的威胁、社会支持力量的缺失,以及一些社会观念的压力,比如家暴是家丑、离婚丢脸、单亲孩子受歧视等等,都会影响着受害者的选择。
不过,李莹每次讲述上面那个故事时,都会强调:" 这当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受害人知道她的背后有我们,这就是她的底气。"
长期遭受家暴的受害人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被称为 " 受暴妇女综合征 "。李莹常常要向外界解释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一是习得性无助,长期遭受暴力无法摆脱而产生无助感,会让她们丧失自信,强化对方的能力而矮化自己,从而会顺从认命;二是会产生恐惧、焦虑的情绪,害怕对方会给她更大的伤害。
李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律师李莹经手的案子里还有一位家暴受害者,丈夫是名校教授、国家级学科带头人,但背地里她遭受了长达十几年的家暴,同样身为大学副教授的她却一直没报过警,也不敢告诉别人,包括自己的母亲。
" 因为男方恐吓她,如果她报警了,会挖了她的眼睛、割了她的头,丢到她妈妈面前。" 李莹听了之后,问她:她的丈夫重视名利,这可能吗?但对方就是深信不疑,觉得丈夫特别聪明,有足够的办法躲过警察和法律。
因此,李莹会把家暴比喻成 " 黑洞 "," 它会吸走受害人所有的信心、勇气、力量,甚至是理性 ",以至于反复摇摆、离开后又回去,都成为一种常态。
2001 年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家暴题材的经典作品。图源豆瓣陈碧以前也不敢相信,学法律的同行也会被困在家暴里。" 你说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可能只是缺少救自己的知识,你是学法律的,你能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吗?"
但后来她发现,她们并不是有武器而不知道怎么用,而是已经被家暴所 " 驯化 "。
实际上,离婚可能也并不是受害者的优先选项。在万飞接触过的家暴求助中,虽然多数受害者会提出 " 离婚 " 这个说法,但大多数其实只是表达在愤怒的情绪。甚至很多人会向他表示:我不要拘留,也不要告诫,也不要保护令,我只要他不打我。
家暴事件时常成为网络热点。图源微博李莹从多年经验中主张,要尊重受害者的真实意愿," 不是说她表达出来的就是真实意愿,她说不想离婚是真的不想离婚吗,还是因为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 你跟他讲清楚了以后,由她自己来做决定。" 即使受害者犹豫、选择不离开," 我们也尊重她的选择,给她切实的支持,慢慢地逐步改变她的心理状态 "。
况且,很多时候,仅仅离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李莹觉得这是在将家暴问题简单化。" 如果这种控制关系没有真正解决,暴力可能会更加严重。"
一些恶性事件或杀人案都是在办理离婚的过程中或离婚后发生的。2020 年曾震惊公众的 " 拉姆案 " 就是典型代表:拉姆与前夫离婚后持续受到前夫骚扰并威胁,最终被其故意纵火烧伤而去世。
拉姆案后续。图源微博从几位采访对象那里,我们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但前提是要分情况。针对偶发性、一般性、非周期性的家暴,施暴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通过外力的介入,是存在改正可能性的。
过往舆论场上的恶性或极端的家暴事件,往往给予了大众对施暴者的一种 " 脸谱化 " 想象。" 我们现在一说施暴者就是‘十恶不赦’,还有教你怎么从面相上辨别‘家暴男’的。" 侯志明说:" 除非是暴力手段非常残忍的,他也是生活中的人,那有期徒刑的罪犯是不是也要改造?"
她所在的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 红枫中心 "),对前来咨询的存在家暴问题的家庭,调解成功的比例很高," 几乎是做一个成一个 "。
但这样的调解咨询有许多前提条件,比如,来访的夫妻双方都必须学习反家暴法,签约保证在咨询期间绝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双方都必须坚持全程参加心理咨询,并接受心理测评。
一般通过梳理夫妻双方的成长经历、彼此认识过程、矛盾点、沟通方式等,让双方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了解对方,改善原有互动模式,重建平等尊重新型的亲密关系。
侯志明介绍,红枫中心对家暴问题的研究一直有两大命题:一是受暴者为什么不离开,二是施暴者为什么施暴。
对待前来咨询的受暴妇女,红枫中心会先进行 90 项症状清单测试等,了解来访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并通过家暴高危量表判断施暴者类型,不同类型的施暴者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最重要的还是评估受暴者有无人身安全的风险。
" 有男的也纳闷自己怎么就动手了,后来找到源头,他父母就有暴力行为,是代际传承的结果。" 侯志明看到,凡是来到红枫中心接受咨询的男性施暴者,都能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也抱有想恢复正常家庭生活的愿望。
在咨询调解的过程中,时常会根据个案需求为夫妻双方制定一些需要遵守的规定," 男的也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样,生活会往前走 "。
侯志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顾问、红枫反家暴热线主持人在多年个案工作里,侯志明经常看到施暴者也并不想离婚,却难以在亲密关系里保持正常沟通。" 他不会有话好好说,在家里拉着脸、推推搡搡,那你既然要好好过日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毛病改一改?"
" 可是没有人去教育施暴者啊!" 侯志明说。
但调解不等于调和。李莹给出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形容词:停止,停止家暴。
" 施暴者不会自动改正的,他需要外力的介入,比如他意识到自己要承担比较重的违法成本,重到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做了。"
在对长期施暴者的 " 教育 " 上,李莹认为,一方面需要严厉的违法成本来进行约束与震慑,另一方面在法律处理之外需要配套的心理干预措施。
比如,美国会根据施暴行为的严重程度要求施暴者进行数十周不同时长的强制性学习,中国台湾地区也会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中要求对施暴者进行强制性心理干预,包括帮助施暴者建立非暴力沟通模式等。
对 " 家暴只有 0 次和无数次 " 的常见说法,李莹认为是不准确的,不能忽略受害者与反家暴责任部门和工作者的能动性。
" 如果家庭暴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确实有可能是无数次。如果受害人及时报警,相关部门及时介入,多机构联动有效干预,家暴就有可能在萌芽的时候停止。"
万飞,湖北监利市人大代表、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发起人民警出身的万飞,更能意识到拥有执法权的公安机关在反家暴中的重要作用,他一直倡导家暴受害者要及时报警,并且报警后必须索要相关法律文书。
在 2015 年万飞成立蓝天下时,社会普遍还将家暴视作家庭纠纷,民警在处理相关警情时也会倾向于调解,而不是拘留等更严厉的手段。
当地一家派出所所长曾向万飞求助,连续多次接到一个继子打继母的警情,调解无效不知道怎么办,万飞说,你把他拘留不就完了?对方诧异:这家庭纠结怎么能拘留呢?
不过,在这几年间,万飞在不断推动当地公安系统的实务培训,帮助基层民警认识家暴问题,并建立起地级市层面的家暴警情处置规范,能做到所有的家暴警情都有结果,且 " 结果不规范,就督准你改 "。
根据蓝天下 " 万家无暴 " 的持续回访数据显示,受过口头处置的施暴者家暴复发率为 12.7%,被告诫的复发率低至 1.5%,而被拘留的施暴者家暴复发率则为 0。
大多数时候,警方出具的告诫书已经能起到很好的 " 心理施压效果 "。告诫书也是我国反家暴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主要针对情节轻微的家暴行为。" 告诫书上明确写着,你违法了,第一次先告诫,下一次就要拘留了。"
" 处置力度越大,震慑效果越好。" 万飞说:" 有点像‘以暴制暴’,这样他也害怕。"
有施暴者被拘留的时候还在叫嚣:你们拘吧,我不怕,老子出去以后还打!" 实际上(我们处理的)回去以后都没有。"
在侯志明看来,中年以上的人群,生活中有种种羁绊,很难下决心离婚。" 想离婚的就不来找你了。" 但她也注意到:" 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曾有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前后采访了侯志明 6 个多小时,讨论为什么受暴妇女不离开的问题," 年轻人理解不了 "。
在反家暴工作中,以受害者为中心是普遍且重要的原则,但 " 理解 " 一词,并非易事。
在李莹前面提到的案子里,一开始为那位出逃的受害者代理的律师,在了解情况后甚至对李莹说,我觉得这个当事人在说谎。李莹不解,对方说,如果我丈夫打我一次,我就得跟他离婚,她被家暴十几年,居然还不离婚?
那时,李莹刚在前一年创办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为受暴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更意识到," 如果我们的服务者对受害人的状况都不了解的话,是没有办法有效地真正支持她们的 "。
反家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公安、妇联、法院、社会组织等多部门联动的力量,建立起更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家暴受害者。
2014 年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图源央视在过去长达 20 年对受暴妇女的关注里,李莹深知其中坚持的不易。" 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坚持,还有我们能给受害人的一种力量 "。
红枫中心成立至今也已有 35 年的时间,2004 年成立反家暴专线,已接到过 12100 多个家暴咨询电话,侯志明也越来越体会到 " 用生命影响生命 " 的使命感。
" 你必须深入到她的境地里,陪伴她,慢慢地托举她,一下就把她拽出来,有可能把她胳膊拽折了。" 侯志明说,就像一个从不锻炼的人," 你一下让她出去跑 20 公里,她跑得了吗?她处在今天的困境里,怎么可能一挺身就能站起来?"
一些受暴者也在这个过程把红枫的志愿者们当作了亲人。" 你要站在她的角度去想,搀着她、扶着她,让她先走一步,她觉得还行,再第二步、第三步,然后再让她站起来,一步步地向前走。"
对受暴妇女的帮助往往并不能一蹴而成," 尤其是面对苦难深重的人,不能轻举妄动 ",在咨询中保持专业与谨慎才能避免二次伤害。
红枫中心也曾在咨询中有过 " 失败案例 "。有年纪比较大的咨询师与施暴者 " 不当共情 ":你一唠叨,男的脾气上来,有时候管不住自己他也后悔。甚至还有人劝受暴者信佛,为自己找一个精神寄托。
" 我们现在肯定不会发生了。" 在多年间反家暴意识的不断提高下,红枫中心的咨询师们也经历了种种理念转变和专业化培训,例如," 你为什么挨打 " 之类的话语都成为咨询禁语。
侯志明经常遇到倾诉型的求助者," 有时候你先不着急给她解决问题,听她诉说,她也能感受到有一种信任她、支持她的力量 "。对于更多身处家暴痛苦中的女性," 你理解她,这本身就是支持。"
而在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上,陈碧觉得更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让家暴问题 " 脱敏 ", 以此来消除受暴者的羞耻感。" 就像性骚扰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年轻人说起来并没有那么多耻感。"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家暴受害者会经常性地否定自己,陷入羞耻与自卑的情绪," 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怎么就不行 "。
但这不是一个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就可以避免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是一种几千年来在中国家庭中都存在的社会疾病 "。陈碧说:" 只是你的家庭得了这种病,那我们治病就好了。"
她希望,当我们再讨论家暴时,能够不再带有那么多特殊色彩,来消除受害人心中的羞耻。" 就像每条河流都会经过一些险滩,人生也总有意想不到的遭遇,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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